2011年3月11地震日记事（续）

在日本，找到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日本人表面上谦恭有礼，但这种礼仪不过是保持与对方合适距离的方式。有些场合，你觉得已经和日本人聊得相当投机，几乎都要称兄道弟了，但过几天之后再见，他还是一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拘谨表情。“不知道日本人肚子里这么想的”，这是比较文雅的措辞。“小日本鬼子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就带有一种莫名的郁愤了。对这一点，我的理解是：日本人在面对外国人时的拘谨谦恭，其实是个体无所适从的另一种体现。换言之，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一个文化习惯都与自己皆然不同的外国人。这种陌生感带来的挑战，令他们感到畏惧。而对这种畏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逃避，因为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增添“困扰”，应该算是日本人最深刻的恐惧。说他人的目光是能将个体烧得遍体鳞伤的地狱之火，怕也不是夸张的说法。日本人作为个体的孱弱，促使他们不得不依附群体的力量生存。个人主义在日本文化意识中的缺席，被不同的日本文化论者反复陈说，也有许多年轻日本人不断寻求摆脱这一似与现代意识相悖的传统符咒，但时至今日，这种对群体的依赖性仍然是烙印在日本人身上的最鲜明的特征。

话扯得相当相当的远了，我要说的其实是，在日本，如果你作为个体和同样作为个体的日本人交往，经常会碰上文章开篇谈到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作为个体，加入一个日本人的群体，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找到组织”。

那个把我从楼里拽出来的女子叫原田，是超域文化系德意志文化研究专业的研究员。她把我介绍给聚集在楼前的同专业的同事与学生。众人听说我如此孤立无援，都安慰我：“没事没事，大家在一起，就不用担心了。你就跟着我们走吧。”

后来她们就一直带着我，到事务所探听情况，到附近同学家里取收音机，到会议室检查出勤表。四个研究生，一个老师，再加一个我，五个人在风声簌簌校园里走来走去。她们之间时有交谈，我因为插不上话，大部分时间都默默地跟着。有时想到什么，问一句或者插一两句嘴应和一下，她们会非常仔细和温和地回应。

我挺喜欢这种感觉。

记得初来东大的时候，为了体验日本文化，参加过一个诗吟研究会。因为冷门，所以人数少得可怜。一年新欢恳亲会，才来了三个人。干事是读研二的中村君，无论坐椅子还是坐榻榻米都把腰板挺得笔直，吃火锅泡饭的时候会把最后一颗米粒都扒进嘴里；副干事是读大一的木户君，总是一脸茫然懵懂的表情，吟起诗来声音清亮，可惜咬字总是出问题；然后就是群众我了。

初到日本的我日文相当烂，一句话必须一个词一个词琢磨着往外蹦。所以每次在宗家那里练习，或者出门聚餐，我都很少说话。他们不会主动招呼我，但是只要我说话，他们全都聚精会神地听，然后提供他们能提供的最完备的答案。而且我说过的话，他们都记在心里。比如我说过我喜欢吃寿喜烧，有个叫青柳的女孩突然有一天把我请到家里，让我饱餐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说我对日本传统艺能文乐一见钟情，隔了两周中村君就把一张文乐义演的票送到我手里。

德意志文化专业的这几个女生，也给我这样波澜不兴的安心感。她们并没有主动和我说什么，但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她们会微笑着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告诉我：大家在一起，不用怕。

那个晚上我们留在九号馆的研究室过夜。